我第一次得知宗庆后“三宗罪”

　　由于上市公司股价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股民信心，所以达能一直迷信舆论。关注舆论是我最早分析案件的途径，也是我成为娃哈哈代理律师后判断达能心态与动向的工具。

　　从2007年11月下旬开始，一件与合资纠纷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忽然被媒体称为达娃之争的“焦点”，报道的大标题是：《娃哈哈国有资产是否流失成达娃之争关注焦点》。这种口吻当然是达能的公关稿，文中称“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宗庆后本人是否有转移国有资产之嫌？”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娃哈哈集团系国有企业，但其资产正在通过各种形式向宗馥莉名下的离岸公司转移。

　　一石击起千层浪。文章发布之后，网民的愤怒爆发了：

　　“建议宗庆后先生向支持您的中国人民大众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办那么多离岸公司?”

　　“宗庆后不是天天说娃哈哈是民族企业吗，现在怎么全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我原来不了解，也觉得理所当然地支持国人。现在……我不知道娃哈哈到底是谁的了！？”

　　“没有达能这个‘坏蛋’，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宗庆后妄图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把包袱留给国人呢？”

　　“希望国资委介入，不允许任何人瓜分国有资产，但也决不给任何外国公司占到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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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忍不住与宗庆后聊起关于国有资产流失这件事情，我关心的是如果宗庆后确实存在“转移国有资产”的问题，即便在这场纠纷中不引爆，将来也是身家性命之灾。

　　“这就是三宗罪！”没想到我一提到这个，老宗一下子就爆了：“这就是达能威胁我的三宗罪，也正是我要咨询您的几个问题。”

　　于是，我第一次听到媒体吵嚷后面达能真正的三张法律牌。达能惯使计，媒体爆炒的合资纠纷说宗庆后违约只是达能“摆在桌面上”的手段，宗庆后三宗罪才是真正的压力牌，是达能解决商事纠纷真正的“杀手锏”。

　　“因为当初在合资合同上签了字，我已经老老实实为他们挣了10年钱。”宗庆后恼怒不已，“范易谋在非合资公司的商标许可协议上签了字，一切都合法了，我认为我已经避免了风险，没问题了，所以去年达能拿非合资公司说事，我认为他们太失策了。”

　　“但是没想到，合资合同是表面上的东西，图穷匕现了！达能最后向我揭的底牌是，宗庆后三宗罪！我不老实点，‘法律程序’就把我送大牢。”

　　“那为什么现在达能没有启动什么三宗罪法律程序，反而在舆论上造势？”

　　“他们早就在到处告黑状了！只不过都是捕风捉影的事情，不能把我怎么样！但是我也得小心，因为只要我被拘十天，娃哈哈就会散了人心，乱了套。”

　　这次我明白了。

　　在当时，举国公众所知的达娃之争，是“商标”之争、是“宗庆后私生子”非合资公司是否合法之争，是宗庆后在非合资公司兼职是否违约之争……但是2006年年底到2007年春天，达能与宗庆后谈判的焦点，并不是“阴阳合同”，也不是“竞业禁止”，达能低价强购非合资公司的砝码，原来并不是合资合同与商标阴阳合同，而是一场“刑事和解”——达能胁迫宗庆后用公司资产换取达能对“三宗罪”离岸公司、绿卡、国有资产流失事件的守口如瓶。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一直当作是达能制造舆论，破坏宗庆后形象的媒体言论背后，竟然含着真正的杀招。对我来说真正的挑战，不单只是打胜民事官司，更重要的是如何保住宗庆后不受刑事程序的影响。

　　宗庆后真的出事了——3亿偷税罪

　　我们静待的真正危机终于到来了。

　　2008年4月15日，《财经》杂志赵何娟的署名文章《宗庆后税案风波》，详细披露了宗庆后偷税事件的始末。关注达能纠纷的分析家说：“宗庆后真的出事了。”

　　《税案》文中声称：自称“最廉价的CEO”的宗庆后，曾经透露个人的收入：这包括月工资3000欧元、年度工资补贴约10万欧元，另有占合资企业年利润1%的奖金。但是，这只是他的常规收入，根据合营公司的经营业绩，甲方股东（达能方）还要支付与宗先生特别奖励，此外还有加股权分红和自股权回购，更大的一部分收入则来自个人持股——从合资企业和非合资企业获得巨额的分红。

　　税务部门从达能提供的银行往来凭证调查显示，1996—2005年，宗庆后累计获得“服务费”842?4183万美元；在“奖励股”安排中，达能将金加投资有限公司、卡尔文有限公司等境外子公司的若干股权“奖励”给宗庆后，1996—2006年，宗从这两家公司的股权分红中，累计获得资金1505?6876万美元；其余大约4000多万美元，则是达能和金加投资以回购上述两公司股权名义，向宗支付的款项。根据宗庆后本人的要求，这些资金都打入了在香港开立的多个银行账户，这些账户分别属于宗本人、其妻施幼珍、其女宗馥莉，以及娃哈哈集团党委书记杜建英，总金额约为7100万美元。

　　2007年8月，一名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举报人，实名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并上缴个人所得税总计共有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收到举报后，迅速督促杭州地税局查办，2007年11月稽查局正式立案。目前本案定性的难点，在于在税务部门启动调查后，宗庆后于2007年10月补交了2亿多元的税款，使应交而未交的税款只余数百万元。因此，究竟是以近3亿元立案，还是只追究目前的数百万元税款，税务系统内部仍然存在争论。

　　中国对于偷税罪的认定非常严格。《刑法》第201条规定，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并且达到应纳税额的10％以上的，方构成偷税罪。因此，如果追究宗庆后目前所余税款数百万元，与应纳税额近3亿元相比，也就不足10％。因此，宗氏在调查开始之后、立案前夕补交的2亿多元税款，成为认定其罪与非罪的关键。

　　这则报道几乎自行宣判了宗庆后的偷税罪，而且配了一张“妙手偶得，引人遐思型新闻图片”。

　　图片中宗庆后与两个似乎是国家公务人员装束、面目严峻的年轻人在一起。老宗一向不“上照”，跟亲闺女照的照片也一幅眉耷拉、眼耷拉的样子，这张照片上的脸色也不那么好看。乍一看，我吓一跳，宗庆后什么时候进去了吗？我赶紧给宗庆后打电话询问。老宗正气急败坏，他告诉我，身后那俩貌似警察的人物，其实是娃哈哈的保安。

　　一阵啼笑皆非之后，我们转到了正题：宗庆后的个税究竟交没交过？

　　在宗庆后与达能的《服务协议》中，白纸黑字清楚地记载着宗庆后负有交税的义务。宗庆后曾对我说：“其实达能付给我的钱总是少一块，所以我认为这是税后的收入。直到2006年年底他们威胁我有这一桩事，不承认为我纳过个税，我才跟律师说。律师跟我要协议，才看到有这么一个条款。”说这话的宗庆后十分没面子，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宗庆后认为对媒体说什么话都没有力度，只说了一句“他们很巧妙的”。

　　那些日子里，媒体拿宗庆后开涮的文字，让人不忍卒读。《新民晚报》的记者发挥辛辣的文风，写道：“最近，自称世界上最廉价CEO的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身陷偷逃税近3亿元的新闻漩涡，让公众对这个享誉多年的企业家大跌眼镜。尽管事发后宗庆后扯破脸皮，向媒体揭发举报此事的正是合资方达能，但如此委屈诉求难以掩盖偷逃税实质。”

　　《看天下》把宗庆后税案的故事小做修饰，取了一个标题“中国偷税第一人”，作为封面故事。宗庆后首度成为娱乐刊物的封面人物，并在内页中与刘晓庆的玉照同列。

　　媒体的报道如果还可忽视，税案幕后推手的力量却不容小觑。达能积极配合税务机关，把境内公司、境外公司所有的银行往来凭证拿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积极地向媒体抖搂。

　　但达能似乎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幕后的导演：“这一税案与我们目前正在和宗先生进行的商谈没有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不过，宗庆后断言是秦鹏搞的鬼，宗作出决定：“不谈了，娃哈哈要和达能彻底分手。合资公司清算资产，各自拿走各自应得的部分。达能把设备拿去好了，反正都是用了10多年的破铜烂铁了。”

　　民族英雄的末路——倒“宗”运动

　　偷税一案才刚开始，宗庆后的美国绿卡又成了对方新的把柄。同时，美国国税局接到举报，开始就宗庆后申报缴纳个税事宜进行询问与调查。“绿卡与美国税案”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威胁，但是对宗庆后的公众形象的打击是致命的。

　　“绿卡门”事件从来不乏关注：2008年6月，香港的“港府官员”因持有绿卡，被称为“双国籍”，沸沸扬扬好一段时间；在台湾“大选”中，马英九因为曾经持有“绿卡”被竞争对手揪住不放。从来没有时髦过的宗庆后，恰恰在此时一不小心当了活靶子，而宗庆后的身份是全国人大代表，为此，他还拥有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涉绿参政”。

　　美国税案也是媒体热炒的题目。

　　个税是不能“双重征收”的，宗庆后在中国纳了税，在美国就不必再纳税。但是宗庆后从达能集团获取的那一笔报酬，在宗庆后在中国交了税金和罚金后，又被举报到美国。

　　新浪网举办了“宗庆后美国税案”的访谈节目，我与娃哈哈工会顾问李肃出席了。主持人兴高采烈地用摄像机近距离地拍摄宗庆后“绿卡”的复印件——相信宗庆后不肯举着绿卡让媒体拍照；我手持复印件让拍，主持人也觉得非常满意。我长了一张温和的脸，媒体觉得我非常好打交道的一个人，一定要我发表“绿卡门”的看法。

　　在此之前，宗庆后对持有绿卡曾有表态，说办理绿卡是为了“方便进入美国”。

　　我知道绿卡对于宗庆后的用处也不过如此，至少在宗庆后还没退休、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是这样。从1999年获得绿卡以来，宗庆后到美国的天数，1999年为16天，2000年8天，2001年7天，2002年14天，2003年9天，2004年0天，2005年40天。2005年以后，他再也不去了。根据美国移民法，持有绿卡人每年需要在美国居住半年以上，因为绿卡代表一个人想永久居住美国的意愿。

　　然而，在场的嘉宾却无法接受“方便进入美国”的看法，并进一步追问持有绿卡的宗庆后在美国没交税被查，现在怎么办。

　　我回答说：“的确，宗庆后不尊重美国的法律。第一，宗庆后不尊重美国的移民法，他办了绿卡，但是不在美国待着；第二，宗庆后不尊重美国的税法，他拿了绿卡，就得宣誓遵守美国法律，但是他没在美国如实申报全球收入。”

　　主持人说：“呀，跟达能说的一样！”他们好像忽然间怀疑了我的立场。

　　我继续爆“猛料”说：“我可以作证，几乎我所有的企业家客户都有绿卡。”然后我补充说：“能作证的还不只我一个，还有个到处做讲座说真话的学者，叫郎咸平，他说一个民营企业家挣到钱以后去做什么？标准答案是拿绿卡。其实他答题没答完。企业家还希望争取当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因为他们急切地希望拥有话语权。这两个答案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与投资环境的确还不尽如人意，因此企业家一方面想要逃避，一方面想要改变，于是他们想拿到绿卡，还想参政。”

　　现场忽然一片静默。

　　我接着说：“美国税案的实质是什么？无非是宗庆后选择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交税——我想广大的网友也不希望宗庆后跑到美国去交税吧。”

　　宗庆后在1999年拿绿卡的目的，我不讳言地讲，不见得完全基于商务的需要，社会的普遍心态也会在他身上有体现。由于大环境的关系，中国民营企业家经常满怀委屈，这种委屈不是年轻一代的媒体人能够深深体会的，但是当我说出来，他们都表示理解，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