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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始末 新闻发布会 199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委、省政府、省纪委等有关部门，严肃查处的浙江省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虚开
触目惊心的全国第一大税案
2002-10-17 15:10
来源：王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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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始末
新闻发布会
199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委、省政府、省纪委等有关部门，严肃查处的浙江省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虚开发票）案。这一由中央纪委直接主管和督办的共和国第一税案，终于一锤定音。这起税案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全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最大的案件。从1995年3月至1997年3月，金华县共有218户企业参与虚开专用发票，开出专用发票65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直接涉及虚开专用发票的犯罪分子154人，党政干部、税务干部24人。案件涉及全国3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的3030个县、市的28511户企业。此案涉及企业之多、范围之广、历时之久、数额之大、涉案犯罪分子被判重刑人数之多实属罕见，也是1994年以来全国发生的1442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审理中绝无仅有的。
一张协查发票
1997年1月8日中午，金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支队队长杨荣标办公室里来了三名江苏省姜堰市检察院的检察官。来者拿出了一份从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开给姜堰市棉织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36万元。对方请求协查。
当过19年兵的杨队长接过发票仔细审核，此票是由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于1996年9月2日开给姜堰市棉织厂的，发票号码是00001146，价税合计36万元，其中税额52307.70元。从开票面值看，这是一张36万元的大票，从开票时间看，距今相隔4个月。如果这是一家专做发票生意的“皮包公司”的话，必定还会继续作案。杨队长立即派稽查员唐顺国前往发票开出地婺城区胜利街107号调查。
当唐顺国到了胜利街107号后，发现这里是婺城区人武部的办公地点,并没有“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小唐又按发票上的电话号码，拨打2322847，不想这个号码是一个叫吴跃冬的私人住宅电话。
“看来这个‘安达公司’很可能是一个专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勾当的皮包公司。”小唐回队后向杨队长边汇报边分析着。
“小唐，你立即去查一下安达公司和吴跃冬是什么关系。老向，咱俩马上去市局汇报。
一来案子，杨队长就兴奋。稽查支队成立两年来，杨队长带着这支只有十来人的队伍，已经独立查办了38起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其中，价税合计亿元以上的一类案子3件，百万元以上的大案23件，涉及发票2600余份,价税合计5.36亿元。
每侦破一起税案就像打一场仗,令稽查人员兴奋。与杨队长搭档的向根福副支队长，平日里不爱多说话，可一碰上案子，话也多，劲也大。抓吴跃冬从布阵到用兵,从跟踪到抓捕，向副队长俨然一个指挥官，运筹整个侦破过程。
经侦队的第一起税案
1997年1月9日，对金华市公安局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这一天，金华市公安局正式成立经济侦查支队。
在金华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成立的庆典上，杨、向二位队长一同前去祝贺，“陈局长，经侦支队成立后，您可是又多了一条臂膀，今后处理经济案件就会顺手多了，祝贺您。”“是啊，今后我们两家还得多合作，我们得共同捍卫共和国的税法啊。”金华市公安局局长陈重天快人快语，是个干事干脆利索的爽快人。
“我们今天还正好有个案子要与你们商量，是一起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子，想请你们提前介人帮助我们侦破。”杨队长更是见缝插针。
“行，今天太忙，明天我亲自去你们那里。”
不到明天，1月9日的当天下午，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队长陈庆华和经侦二科项晓军科长就来到了稽查支队。此时，小唐也了解清楚了吴跃冬即安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达公司的税务登记是在金华县。
经侦支队陈队长听过杨队长介绍案情后，当即决定派项晓军和侦察员陈武军配合稽查支队查办此案。一个由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和金华市国税局稽查支队组成的联合行动组，立即开始对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吴跃冬立案侦查。
嫌犯吴跃冬被擒
吴跃冬，男，196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东阳人，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法定代人。1994 年5月3日因犯盗窃罪，被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1995年6月释放。1996年又因涉嫌虚开发票被抓捕，拘禁期间戴铐逃跑。
别看吴跃冬“历史”不太光彩，但在金华县却小有名气，也算得上那种事事可以“摆平”的人物。若是按以往的办案程序，金华市国税局稽查支队在接到外地要求协查本市各县（市）企业的案子后，一般都转给有关县（市）自己查办，但鉴于此案涉及的数额较大，吴跃冬本人“关系网”复杂，所以，金华市国税局决定打破常规，亲自查办。
缉捕吴跃冬，对行动组来说，严格保密至关重要。为避免走漏风声，行动组决定先从外围人手。在不惊动吴跃冬的前提下，通过身份证查到了吴跃冬家的地址“青山路三弄”。
在青山路三弄，后顾国和陈武军在居委会、婚姻登记所 ” 查阅吴跃冬的情况，希望找出其去向行踪，但没有任何收获，最后决定在吴家附近蹲守。
10日下午，唐顺国佯袋喝醉了酒，往吴跃冬的手机上打电话。
“吴跃冬吗？你在哪里？”
“我在江甫的路上，你是谁？”
“咱们不是约好了一起k喝酒吗？你怎么还不过来？”
“你到底是谁？”
吴跃冬以为是有人喝醉酒打错了电话，便把电话挂了。此时，他作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未来竟是死刑，并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行动组通过电子侦察手段得知，吴跃冬就在金华。
12日下午从市公安局传来信息：吴跃冬住在一个“西19栋”的楼里，而具体地区不清楚。行动组查遍了金华市的地址簿，只有江甫开发区有“西19栋”。派人查访“西19栋”住的不是吴跃冬，而是金华市纺织品批发公司的一名职工。因吴跃冬恰好在该公司干过，行动组还是决定派人在此蹲守。
13日下午快下班时，公安方面再次传来消息：金华晚报上有一条消息，北苑小区42栋有一住户非法使用黑珍珠（二哥大）。顺着消息一查北苑小区，小区里有“49栋”。看来问题出在了口音上。
14日下午，行动组来到北苑小区49栋。在物业管理处，直到1门402室户主叫吴瑛，她的丈夫叫吴如冬。照片上吴如冬的模样与吴跃冬十分相近。据物业管理处的一小伙子讲，吴如冬开一辆红色桑塔纳，车号是00634。吴如冬与吴跃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经过进一步调查，侦察人员断定吴如冬即吴跃冬。他们决定以北苑小区为重点监视布控。
当夜23点40分，刚刚与原金华县国税局稽查大队长杨尚荣吃喝完的吴跃冬，悠悠闲闲地开着车往家驶来，车子停在了他常常停放的位置上，就在他下车关门的一刹那，项晓军等上前将他擒获。
吴跃冬被带回金华市国税局稽查支队时，已是午夜时分。支队所有领导都立即赶了过来，支队长杨荣拨通了市公安局长家中的电话，要求批准攫查吴跃冬的两处住宅：青山路三弄和北苑小49栋1门402室。
在青山路三弄，搜查人员搜出与存根联订在一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数本，这些记账联后经查与发票联相差甚远，属大头小尾票。
在北苑小区49栋，当搜查吴跃冬夫妇的卧室时，搜查人员见吴瑛一直挡在靠墙的立柜前，就推开吴瑛，在立柜里搜出一个保险柜。
“请把保险柜打开。”
“我没钥匙。”
“我们是执行公务。”
“我不知道密码。”
搜查人员派人将吴跃冬从稽查支队带来，让他打开保险柜。吴跃冬百般抵赖，并用眼神同吴瑛暗传信息，就是不开保险柜。搜查人员开始一轮新的搜查，像过筛子一样，最终在吴瑛的一本书中找到了保险柜的密码。打开保险柜后，搜出增值税专用发票6本、公司章9枚、发票专用章14枚，税号章和银行账户印章共14枚，税号章和银行账户印章共14枚。
在证据面前，吴跃冬于当夜供认了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少部分犯罪事实后，佯称还知道有谁虚开票，主动提出带公安人员前去抓捕立功赎罪。吴跃冬骗公安人员在金华市转悠了一大圈，几次借下车查看门牌号之机，意欲逃跑。为防意外，经侦科长项晓军将吴跃冬与一名身材高大的干警铐在一起。见再无逃跑机会，吴跃冬又提出打几个电话试试，在假装连打几个无人接听的电话后，趁干警一没留神之机，吴跃冬拨通了一个电话，向对方暗示自己被抓，电话被项晓军及时挂断。
第二天一早，杨尚荣来到了金华市公安局，要求“把吴跃冬交给我办”，被金华市公安局拒绝。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问，吴跃冬才初步交待了虚开发票的犯罪事实。同时他告诉公安人员，像他这样做“发票生意”的在金华县还大有人在，他并不是虚开数额最大的，并相继交待出其“生意伙伴”吕化明、黄进跃等一些虚开发票者。行动组遂展开搜捕，于4月3日和4日将黄进跃、吕化明抓获。初步查出吴冬跃等三犯在金华县共注册企业11户，涉嫌虚开专用发票205本，原则本，价税合计4．75亿元，税款6900万元。
税案初露端倪
金华市公安局、市国税局在查证吴跃冬筹案的过程中，又相继发现金华县还有43户企业有虚开行为，两局领导逐渐意识到金华县在税收政策上存在很大问题。3月20日，金华市公安局、市国税局稽查支队向金华县委、县政府及财税局通报了吴跃冬案件，提出进一步深查吴案，要求金华县财税局清理、整顿县内商业流通企业，加强发票管理，加大打击虚开专用发票犯罪活动的力度，加强干部执法教育等，并要求将清理整顿的结果上报市国税局。
4月17日金华市公安局和市国税局在初步查实吴跃冬、吕化明、黄进跃三人涉嫌虚开发票后，联合向市委市政府做了“关于金华县吴跃冬等三名主犯虚开专用发票特大案件的报告。”市委书记仇保兴立即批示：对发生在金华县的这件骗税大案，一定要一查到底，依法严惩。市长毛光烈要求：市公安局、财税局要认真依法查处，抓到底，请金华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
然而，对于金华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严肃批示，盆华县似乎既没听到也没看见，就在市公安局和市国税局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吴案的当天，金华县财税局也召开了一个全县财税局科、所长骨干紧急会议，会上党组书记、财政局长王金余郑重宣布：“吴跃冬案是个人行为，本县虚开专用发票的企业按县书记会议意见，就地处理，不要让公安、检察介人，他们人手少，业务也不懂，要移交的案子，需经党组会研究通过后，报分管县长同意后，再移交。”
金华县财税局根据这一口径，精选出15户企业，虚开专用发票价税合计6． 55亿元，做出罚款处理后，上报市国税局匆匆结案。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金华县财税局明是处理，实为纵容虚开发票的行为，早已被犯罪分子所熟知，而他们贪婪的嘴一旦张开，就不会闭上。
虚开第一人胡银峰
“胡银峰，男，D62年10月17 H出生，汉族，浙江省永康市人，高中文化，农民，家住永康市古丽镇双岭小苑4幢201室。1997年6月u日因本案被金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1日被依法逮捕。……
1998年11月3日上午，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窿上，站在被告席上的胡银峰，面无表憎地听着审判长宣读刑事判决书，他显得有些麻木，不时地扬起头来望着法窿的天花板。此时，没人能知道他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当审判长宣判：“被告人胡银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时，胡银峰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依然毫无表情。
法警将判决书拿到胡银峰面前划押，早已对划押十分熟练的胡银峰，面对死刑判决书，他有些迟疑，在法警的指点下，他机械地按下了红色手印。与往日的红手印相比，今天这几个红色手印，刺得胡银峰有些睁不开眼睛，他看着自己这双曾经一天虚开上百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开始发呆。
……
1995年5月的一天，穷困无聊的胡银峰在一位亲戚的指点下，来到了永康著名的五金城，在这里他认真地“询研”了两天，发现了一桩可以获取暴利的无本生意——虚开憎值税专用发票。他狡猾的目光随即瞄向了与永康市毗邻的金华县。
金华县地处浙江中部，古时就是主星和葵女两垦争华之地， 1985年金华撤地建市时，金华县从原金华地区中分设出来，成立金华县，但由于划定出的金华县在地域上实际就是金华市的郊区，所以金华县有县无城，是个地地道道的“无城县”，县机关仍设在金华市区。
金华县辖9乡16镇，913个行政村，总面积1742平方公里，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5％，是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工业基础薄弱，税源不足。1993年金华县财政收入仅5000万元，这些钱远不够全县的财政支出，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花钱的速度，1994年，金华县委县政府不知怎样计算的，要求县税务部门在1993年5000万元的基础上，每年比上年增收1200-1500万元，递增比例在12%一20％之间。而金华县全县达到年产值在百万元以上的企业仅有8家，就是这8家，县委县政府还制定出了保护性政策，即对本地企业实行“定税”、“包税”政策。本地企业要保护，尽量少收税，但税收任务每年还要不折不扣地完成，这道难题就这样出给了财税体制不分的金华县财税局。
既然县政府上有政策，县财税局自然下有对策。征本地企业的税难，就对外想办法。胡银峰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直奔金华县开发区的白龙桥财税所来了。
不需要有人介绍，胡银峰对所长戴志建自我介绍：“我是永康五金城的，我们永康人有没有在你这里办公司的？”“没有。”戴志建漫不经心地支应着胡银峰。但胡银峰并不在意，更直白地说道：我想在你们这里办公司，你们这里税怎么收？”正苦于完不成任务的戴所长，听到胡银峰要在自己这里办公司，一下子来了精神，急忙说道：“税收按1.02%收，是比较低的。你若真的想办公司，我可以介绍你先到工商所办营业执照。”
胡银峰在戴所长的引荐下，在白龙桥工商所问清楚了开办公司所需的条件和手续，没两天，6月23日，胡银峰拿着“金华县宏业工贸物资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再次走进了白龙桥财税所。副所长张岩和票管员邵丹当即为他办理了税务登记怔，3天后，胡银峰取得了一般纳税人资格，并立即领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兴奋不已的胡银峰，揣着增值税专用发票急急忙忙地回到了五金城，正式开始了他的虚开专用发票生意。
回到五金城后，胡银峰便开始为前来“买货”的人开发票，来者需要开多大金额的发票，他就按增值税17%的税率算出税额和销售额后填开多大。他不曾卖过一分钱的真实货物，所以他所填开的税额，除了领购发票时预缴了1．02％的税外，再不曾缴过一分钱。如此，他所填开的税额都是虚的，但受票者却可以拿着发票到当地税务机关抵扣这些税款。这些被抵扣的税款就是胡银峰的开票利润。这就是胡银峰以及所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分子的发财之路。
在五金城里，胡银峰以为人豪爽，本事大，发票来源可靠，开票优惠而闻名，很快，他就生意兴隆，门庭若市，他自己也成了永康五金城的一大名人。一天中他最多开过100多张专用发票，开得手腕子都酸了。他开票手续费因开票额大小而定，数额大手续费低，数额小手续费就高点。最低按1．1％-1.2%收取，最高按2％收取，扣除上缴白龙桥财税所1．02％的部分，胡银峰自己实际可得开票税额0．9%-1．8％的好处费。从1995年6月到1996年底，胡银峰虚开专用发票337本，计6136份，虚开价款额5.53余亿元，税额9378．66余万元，价税合计6．47余亿元，虚开专用发票得脏款300万元，成为五金城里仍至金华县虚开发票的“大哥大”。
虚开背后的猎鼠勾当
增值税风靡世界30年，被国际财税界称誉为税收史上的一大绝妙发明。1994年，我国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的新的流转税制。增值税的特点是层层抵扣税款，生产者只需就本生产环节增值的部分缴纳税款，避免了重复计征的弊病，使税制简明、公正。一位资深的税务专家曾这样形容过增值税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形成了一根链条，在这根链条上，上串下连的环节就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它保证着链条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关系着税制改革的成功与否。专用发票自身也像印有国库印迹的库金一样，具有真实的货币价值。正因为这张神奇的发票作用非常，因此，国务院领导曾郑重告诫共和国的税官们：“要像管好货币一样管好增值税专用发票。”
纳税人如何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位基层税务局长曾经掰着手指头给记者数了88个环节。可见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应该是相当严格的。但是为什么胡银峰却虚开专用发票如探囊取物？如果没有家曲内应，内外勾结，虚开专用发票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金华县大规模虚开活动背后，就是沆瀣一气的猫鼠勾当。
在公安机关将胡银峰抓到后的6月19日问讯笔录里，胡银峰对如何在白龙桥财税所申领增值税专用发票有这样一段表述：
公司营业执照办出来后，（我）到白龙桥开发区财税所办了税务登记证。然后，我填写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表格，经财税所副所长张岩签字，向票管员邵丹领发票，一般每次领4-5本，有万元版和十万元版的。我领到发票后，就拿到永康去虚开、代开。票开完后，我拿回财税所与邵丹结账。刚开始按每本发票结账，后来就一笔一笔地交款了，也就是5万元、10万元这样交款的。我虚开、代开发票，财税所里的同志都是心照不宣的。
除了彼此“心照不宣”外，胡银峰对财税所一路为他开绿灯的税务干部更是异常大方。
原白龙桥财税所所长戴志建，1995年8月、1997年2月，先后两次收受胡银峰贿赂价值人民币17161．2元。1995年8月，胡银峰为感谢戴志建对他的照顾和帮助，在金华双龙电站招待所送给戴2000元和一枚价值5161．2元的金块；1997年2月，戴志建在金华宾馆再次收受胡银峰贿赂1万元。
原白龙桥财税所副所长张岩，1995年12月、1996年1月、1996年2月，先后三次以借款名义收受胡银峰贿赂5万元，一部分用于公用开支，另一部分则用来自家装修房子。
原白龙桥财税所票管员邵丹，在胡银峰虚开发票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收受胡银峰的钱财共计9800元。其中，1995年下半年，邵丹为胡银峰办理了退回发票押金后，胡当即给她现金500元；1995年11月，胡银峰领发票时，又送她2000元；1995年12月，胡银峰听说邵丹结婚后，立即跑到金华市天宁商场买了一台价值人民币2300元的海尔冰箱，亲自送到邵丹家中；1996年初，县财税局卖房子，邵丹手头资金不够，胡银峰前来领购发票时，她便向胡提出借钱买房，正愁不知如何“感谢”邵丹的胡银峰，当即就借给了她2万元，同时又白送上5000元。
1995年10月，从虚开专用发票中尝到甜头的胡银峰胃口越来越大，一家公司赚钱太少，在县稽查大队长杨尚荣的怂恿下，他一口气连开了7家公司，全部从事虚开专用发票生意。令胡银峰自己都感到滑稽的是，他在罗埠所还没领到税务登记证，这个所的副所长和票管员就坐着出租车，亲自将发票送到他的手中。为了表示感谢，1996年2月，胡银峰先在金华市金大商厦花了4680元，为罗埠所副所长胡懿群的妻子购买了一件“兽王牌”皮衣，后又在金华企业大厦停车场他自己的汽车内，送给胡懿群2万元。
与胡银峰关系最深的，当属原金华县财税局稽查大队长杨尚荣和原税检室主任戴利明。杨尚荣先后5次收受胡银峰贿赂4.5万元和价值9700元的皮衣3件，戴利明曾以借款名义向胡银峰借款2万元，至胡被抓时仍未还。此外，胡银峰只要在金华请朋友吃饭，便一定是在戴利明妻子的“怡逸宾馆”。
1995年9月；当胡银峰虚开专用发票到2000万元时，被县稽查大队和税检室发觉，并立案侦察。税检室副主任戴利明亲自查办，查业查去，最终以罚款3万元草草结案。案子结了，胡银峰也与杨尚荣和戴利明成了好朋友。胡银峰在看守所中的一份交待材料详述了他与杨、戴之间的“好关系”。
1995年8一9月，金华市婺城区公安分局查处了我亲戚胡跃进虚开发票一案。我通过杨尚荣去疏通关系，后来胡跃进退脏款31万多元，关押了一个多月后就释放出来了。我从此与扬尚荣之间的关系更深更密切了。那时候，白龙桥财税所所长戴志建对我说：“你已开了一两千万元了，不要做这种事了。要出问题的。”我也想虚开发票也没啥花头，赚了一点钱又被罚去。可是，有一次我与杨尚荣喝酒后，杨尚荣对我说：“我是县财税局稽查大队大队长，税检室副主任。虚开发票的事你不能去市里干的。到我们县里乡下去开好了，我保证你没事的。”我在杨尚荣的宣传下，就又想虚开发票了。因此，我就又办了6家公司。我开的7家公司中，只有一家杨尚荣不太清楚情况，其余6家虚开发票的详细情况，杨尚荣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1995年9月，宏业工贸物资有限公司停掉后，杨尚荣又介绍我到孝顺、付村去办公司开发票。我去了后发觉（那里）有好多人在于，我就不去了。我对杨尚荣讲：“孝顺、付村二个地方办公司的人太多了。”杨尚荣就又对我说：“这二个地方你不愿意去就算了，你以后到其他地方开也行，公司办在哪儿，你跟我讲一声就行了。”杨尚荣多次对我说：“你在金华县虚开发票，就像进了保险箱一样，我是稽查大队长，又是税检室副主任，你根本不会出事的。”这些话讲多了．我开票的胆子就大了，数额也更大了。为了感激他，我每次去他家时，都送礼或送钱给他，春节期间陪他一家人去杭州玩、购物。假如公安局经侦大队不成立的话，我肯定不会出事的。
另外，其他地方来调查我公司虚开发要的调查函，几乎每天都有寄到县财税局稽查大队的，杨尚荣会把这些材料给我看，同时告诉我说：“某地方又来函调查你了，我给挡了。”
1997年3月，吴跃冬被公安机关抓捕后，杨尚荣很快把情况通知给了胡银峰，让胡银峰出外躲避，并随时与他保持联系。这只本是抓鼠的猫，此时已彻底蜕变成了打洞的老鼠。
在金华县上百名虚开专用发票的不法分子中，胡银峰只是冰山一角。正是因为有杨尚荣这样把法律当成手中的玩偶，恣意践踏，甚至甘愿为明火执杖的犯罪分子撑腰，胡银峰之流才会疯狂地虚开专用发票，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税款。
一封举报信
1997年3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接到国务院领导批转的一封举报信，信中举报金华县财税局发票管理混乱，11个基层税务所存在着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1996年就为全国各地代开、虚开专用发票价税合计20多亿元。部分税务干部腐化堕落，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税收是为共和国输送血液的大动脉。当这封举报信送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们的会议桌上时，他们感受到有如自己的血脉被刺穿一样沉痛和激愤。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当即作出部署：由副局长卢仁法负责查办。
亲手处理过震惊全国的“鼎湖案件”的卢仁法，立刻责成浙江省国税局查处此案，同时向总局稽查局批示：“基层税务机关为企业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几年来，我们接到很多人民来信揭发，但转到下面查处，其结果基本上都结论为‘查无此事’，请你们派专人到浙江亲自去解剖一下典型。”
5月26日，由总局稽查局、监察局和流转税司调集精兵强将组成的专案组，在做好精心准备后，从北京赴金华县。
此前，浙江省国税局已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先期转发的举报信，对金华县罗埠财税所进行了检查，查出该所管辖的19户企业涉谦虚开专用发票8．47亿元。
专实组而下全华
1997年5月26日，当专案组进入金华县时，却不知这里早已设下了重重壁垒。
专案组看到的是余华县财税局再次精心挑选的上报材料。专案组从中挑选出3个虚开户数比较多的‘重灾区’财税所及4个增值税专用发票用量较大的企业作为首先检查的对象。
对专案组的检查，金华县时臼局百汲阻挠，强调困难，设置障碍：但他们的脸上，又带着掩饰不住的惊慌。在检查中，专案组发现，各财税所两年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售记录笔迹相同，墨迹犹新，令专案组顿生疑窦。在汤溪所偶然翻出的一份协议书，更让专案组感到余华县虚开专用发票的事实，远比暴露出来的严重。这份协议书是汤溪财税所专管员邵林忠在给金西经贸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洪卫先（已捕）发放增值税专用发票时签订的，协议要求：“①不准在本县范围内开：②发票押金在换第二本发票时交足；③严格控制在本省范围内的销售额。”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经营活动中，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必须向购货方开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汤溪所签定协议的企业，都是在本地进行的税务登记，但汤溪所却不让他们在本县范围内开据增值税专用发票，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随着检查的深入，专案组渐渐意识到，全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不是个别人的虚开行为，而是执法机关与犯罪分子相勾结的、大规模的犯罪。专案组下定决心，一定要查清查透金华县虚开专用发票的真相。
然而，令专案组波有想到的是，当专案组为侦破金华县税案夜以继日地工作时、另一边的金华县财说局，表面上积极配合，背后却紧锣密鼓地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他们抱定将虚开数字控制在26亿元之内的对抗决心，对虚开真相“严防死守”。局党组书记王金余更是在紧急召开的中层干部会上声嘶力竭地宣布：“这件事是高度机密的，绝对不能泄密，谁泄密谁负责。”
于是，专案组每每决定第二天要查哪个所时，王金余便立即指派心腹赶往该所，组织精干人马连夜加班，将所有虚开公司的专用发禀总账、明细账进行换页、抽页，所以专案组看到的多是墨迹未干的假账。
按照统一部署，金华县财税局从11个财税所上报的虚开企业名单中，又精心挑选出92户企业，涉及购领增值税专用发票1460本，涉嫌虚开价税合计23.7亿元,上报给了专案组，并有意识将地理位置较偏远的塔石所列为“无污染”区，以表明虚开专用发票活动在金华县并非遍地开花。
金年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活动不但已经猖獗到今人发指的地步，金华县财税局的主要领导此时也已深陷泥淖。
这次调查，金华县虚开专用发票的真相虽未彻底揭开，犯罪嫌疑人也没有全部网罗，但是，92户企业涉嫌虚开专用发票，虚开价税合计23.7亿元这一触目惊心数字，已令专案组意识到，金华县虚开专用发票税案，是继“鼎湖案件”后又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虚开专用发票案。
6月10日，专案组就调查结果向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做了汇报，局党组判断金华县虚开专用发票的问题并未彻底揭露。13日，局党组向国务院报告了税案的初步检查结果。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容基看过检查报告后，严厉地责问道：“这么大数量，为何能早发现？”
6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成员对此案进一步研究后达成一直意见：对在金华县这个弹丸之地发生的如此猖獗的虚开犯罪活动，决不姑息！一定要查深查透，追究案发原因。局党组决定由副局长卢仁法亲自率队，再赴浙江直接指挥查处工作。
与此同时，浙江省也迅速行动，省委、省政府听取了浙江省国税局的案情汇报后，省长柴松岳批示：“金华县发生的虚开专用发票事件是严重的违法犯罪事件。请省税务局组织力量查清并依法处置，请省纪委、监察、公安、检察等部门紧密配合。”
6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卢仁法亲自带领总局稽查局正、副局长及专案组全体成员，再赴浙江。
面对金华县税案案情复杂、头绪众多，卢仁法副局长在金华宾馆召集浙江省国税局、金华市委、市政府、纪委、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财政局、国税局的领导，听取前一阶段查处金华县税案进度后，当即作出决定，由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国税局与金华市各方领导组成“金华市查处虚开专用发票案件领导小组”。与此同时，金华县也成立了相应的查案领导小组。
会后，金华市立即成立了以金华市纪委和市公安局牵头的内、外两个工作组展开调查。国家税务总局专案组和浙江省国税局有关人员按工作性质分别参与两个工作组，督促检查。
外线组的金华市公安局一方面配合县公安局加大抓捕嫌犯力度，另一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和浙江省国税局的稽查人员，细致查阅在押嫌犯的案卷记录，并再次提审吴跃冬、吕化明、黄进跃、洪卫先等嫌犯，为内线组进一步追查发案原因提供线索。
内线组的金华市纪委开始对金华县财税局内部进行全面审查，主持召开县财税局党组会议和全体干部大会，要求知情者举报、涉案人员投案自首。
从6月16日到6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专案组与内线组先后与金华县财税局5位领导及各财税所20多名税务干部谈话。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下，一些曾经为犯罪分子提供方便并收受贿赂的税务干部，主动前往市纪委办案点坦白交代。
与此同时，外线组在查阅案卷记录和提审嫌犯的过程中，也发现金华县财税局的一些干部与在押嫌犯有着狼狈为好的关系。
——犯罪嫌疑人吴伟堂1995年12月在金华县曹宅财税所虚办“金华县伟业工贸物资有限公司”后，只做了35万元的布匹生意，便开始虚开专用发票，曹宅财税所发现后，勒令其不许再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然而，当吴伟堂给当时担任所长的陈刚送去2条玉溪烟、1瓶洋酒、一只穿山甲、一箱美国提子和李子后，又顺顺当当地领了7本增值税专用发票，直到他实在送不起后，才被迫停止了虚开犯罪活动。
——1995年底，犯罪嫌疑人吕化明虚开专用发票行为被县税检室查到，税检室做出罚款10万元决定，但无决定书下达。吕化明只交了5万元，而且是分两次，一次直接交给了税检室副主任戴利明，戴只开了张白条作收据，另2万元交给了“戴公馆”——恰逸宾馆的服务员，戴利明委托服务员又给吕化明开了张白条收据。
——犯罪分子吴跃冬1995年11月在与金华县国税局长虞新法一起喝茶时，听说金华县乡下税收任务难以完成，税收政策宽松，便在金华县开办了安达物资实业有限公司，先在雅畈财税所，后因雅畈所清理虚开公司，便转到直属财税所，公司开办后，吴跃冬只做了几笔实实在在的生意，就开始大规模虚开专用发票，按虚开税额的1．1%--1．4％收取好处费。
在虚开过程中，吴跃冬时常得到稽查队长杨尚荣的提醒：“开发票要做得稳当一点，不能给外贸出口退税企业开，不要给市里企业开，也要尽量少给本省企业开，多给外地企业开……”
这一桩桩，一件件为了蝇头小利而不惜以共和国税法作交易的腐败例证，令专案组感到震惊和愤怒！显然，在金华县税案的背后，还有着一场激烈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
然而，就在专案组和工作组已掌握金华县税案大量幕后交易的时候，金华县财税局仍负隅顽抗，他们在原来92户的基础上，再次精心筛选出11户，涉嫌虚开价税合计6．1亿元的企业上报专案组。他们仍旧竭力掩盖真相，订立攻守同盟：“对县领导打招呼的企业、县财税局亲属所办的企业不报”，企图蒙混过关。
正当金华县税案的侦破陷入胶着状态时，6月19日夜，外线组取得重大突破。
胡银峰京城落网
1997年5月23日，金华县公安局从县财税局第一批移送的19家涉嫌虚开的企业单位中，发现顺发工贸公司虚开数额最大——2.6亿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景被列入了侦察视线。
在调查胡景的过程中，胡景的姐夫“胡银凤”这个名字引起了干警们的注意。他们记得在审讯吴跃冬时，吴跃冬曾交待过一个外号“胡大胖子”、名叫“胡银凤”的人也虚开专用发票，而且虚开数额相当大。
干警们立即返回金华县。在白龙桥工商所，干警从企业注册登记中没有查到“胡银凤”这个名字，但是查到了一个胡银峰的人，是金华县宏业工贸物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干警从财税局内部了解到胡银峰即“胡银凤”，外号“胡大胖子”，虚开专用发票数额巨大。
金华市、县及永康市公安局经侦队立即组成联合行动组，开始了对胡银锋的缉捕行动。6月8日行动组得知胡银峰交好的一位朋友将乘当日飞机去北京，可能会与逃至北京的胡银峰会面。行动组4名成员立即赶往杭州机场，跟踪胡银峰的这位朋友，并与其同机抵达北京。
抵京后，跟踪对象乘坐一辆军队牌号的车离开机场，而行动组由于对首都机场的地理环境不熟悉，失去了跟踪目标。
无奈，行动组只好住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那一晚，行动组每一个成员都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金华县经侦大队长范锦响至今回忆起那一晚时。还是惋惜不尽：“那天晚饭时，我们几个人心里沉重极了，什么也吃不下。‘怎么没有跟上对象？’这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们，挥之不去。”然而，更令行动组哭笑不得的是，就在他们为能否抓得到胡银峰而焦急不安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那一晚竟跟胡银峰住在同一个宾馆，而且胡银峰就住在他们的楼上。范大队长后来带有调侃意味地对记者说：“那天我们光顾着在房间里反思了，谁也没有心思到外面走走，要是我们在楼道里多转悠转悠，没准就撞见胡银峰了，也用不着后来为找他费那么大功夫了。
可惜，范队长们并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注定要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寻找胡银峰。
第二天一早，行动组便向公安部汇报了案情，请求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给予援助。公安部立即指示：布控机场、车站和宾馆，追查跟踪对象。同时北京市公安局也积极配合金华公安干警，利用各种侦察手段终于查到跟踪对象住在北京园山大酒店，行动组立即派员住进酒店，进行24小时监控。
然而直到10日下午，跟踪对象并没有与胡银峰接触，而他本人将于11日离开北京。如果胡银峰再不露面，此次行动将功败垂成。行动组被迫决定与跟踪对象正面接触，讲明利害关系，请他与胡银峰直接取得联络，引蛇出洞。
跟踪对象当即拨通了胡银峰的手机，约他来园山大酒店会面。
5点57分，行动组在园山大酒店刚刚布控完毕，就见胡银峰走出出租车。当他进入第一道门时，早已等在那里的范大队长等人立即上前将其擒获。
无论是行动组还是专案组，谁也没有想到，胡银峰的抓获竟使金华县税案意外地得到关键性的突破。
63亿真相大自
“杨尚荣，男，195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义乌市人，原金华县国税局、地税局稽查大队大队长。
6月19日晚8时左右，刚刚审讯完胡银峰的办案人员带着审讯笔录回到了金华，还没来得及向领导汇报，杨尚荣正巧来到县公安局移送虚开企业的名单。在当时除了直接办案人员，谁也不知道杨尚荣与胡银峰气味相投，猫鼠同眠。当杨尚荣看到桌子上露出了一角的胡银峰案卷时，立刻显得有些慌张，下意识地说了句：“我们没有移交，你们怎么抓人了？”
杨尚荣走后，办案人员向王建政局长汇报了胡银峰的交待情况。杨尚荣与胡银峰虚开专用发票有重大关联！王局长立即来到国家税务总局专案组驻地汇报这一新情况。凌晨1点，专案组做出决定：隔离审查杨尚荣。
凌晨1点47分，专案人员开始行动，将县财政局三位局长叫到专案组驻地，要求他们打电话通知杨尚荣，让他速到局里。杨尚荣从三人不大一致的口吻中察觉事有蹊跷，但仍满口答应乌上就来。直到20日凌晨4点，杨尚荣还没有露面。金华县检察院出动了10余名检察员前往杨尚荣家进行搜捕。这时已察觉出不妙的杨尚荣，正巧回家，见家中人影晃动，知道自己出事了，他带着老婆仓皇逃离金华。
22日，县公安局领命追捕杨尚荣。不到24小时，干警通过各种线索，在江西戈阳县距火车站1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子里，将其夫妇二人抓获。
杨尚荣被擒后，提出只见国家税务总局领导的要求，专案组立即派人提审。一见面，他便从怀里掏出一封“控告信”，毫无保留地将金华县虚开专用发票的罪行，以及金华县财税局对待检查欺上瞒下的一系列做法，斗落了个底掉，也声泪俱下地忏梅自己这个被党养大的革命后代干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据杨尚荣交侍：金华县自1994年下半年到1997年一季度止，共有180余家商业流通企业及经营部、工厂虚开专用发票累计达55—60亿元，给国家造成税款流失达9.5-10亿元。全县11个财税所，平均每个所都达到虚开4.5-5亿元左右。
杨尚荣的交待，解开了一直困扰在专案组心中的迷团。难怪金华县税案久攻不破，原来，问题就出在金华县政府和县财税局内部！
专案组当夜调整侦破方案，决定不再事先通知金华县任何人，不给他们密谋策划的时间，于次日清晨，再次对县财税局的局长及科、所长隔离谈话。经过一上午的激烈交锋，金华县财税局这个包庇虚开犯罪活动、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堡垒，终于瓦解了。当日傍晚，县国税局副局长吴樟贤就将金华县涉嫌虚开专用发票的犯罪企业名单全部交给了专案组。
这是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1995年至1997年的两年间，金华县有218户企业涉嫌虚开专用发票65530份，遍及全国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开票价税合计63.1亿元，其中销售额53.94亿元，税款9.14亿元。全案中有154人涉嫌参与虚开犯罪活动，其中虚开价税合计亿元以上者13人，5000万元以上者22人，1000万元到5000万元者69人，1000万以下者49人.
协查收复失地
金华县开出的6万余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遍及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浩如烟海，追回损失谈何容易！庆幸的是，承担“链条”作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让税务机关有据可查。这就是增值税专用票一箭双雕的作用：既可以通过受票企业用于抵扣税款的发票抵扣联，检查开票企业有无虚开行为，又可以通过虚开发票企业的发票的存根联，追找受票企业，将已被抵扣掉的税款追回。
但是，以往查处虚开专用发票案，税务机关往往重视对虚开发票企业的处理，对接受发票企业的处理，只强调补税。由于对受票企业没有严厉的处罚，使许多企业心安理得地利用自己接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偷税。虚开发票的犯罪活动之所以屡禁不止，一再反弹，就是许多开票者和受票者相互勾结，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买票市场。不彻底打击买票市场，虚开犯罪活动就难以根除。对金华县案件，国家税务总局决定既要严惩虚开者，也要严厉处罚违规受票企业，绝不姑息虚开犯罪活动。
1997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同时发出金华县税案全国协查令。17日各省、市、自治区国税局稽查局长，及部分省市公安局领导汇集杭州西子湖畔，待命协查。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卢仁法、纪检组长贺邦靖再次亲临指挥前线，要求各地协同作战，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根据金华县虚开企业名单列出的分地区明细表，找到受票企业。严令“凡已抵扣的税款必须全部追回，并对受票企业处以1倍以上的罚款”。
从8月至12月，各地国税局稽查局在总局稽查局的统一部署下，直捣买票市场。
金华县税案既是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成立以来接手的第一起偷税大案，也是全国税务稽查部门第一次协同作战。但一些地方考虑到受票企业的实际情况，对1倍罚款颇有异议。对此总局稽查局连下五道令箭，补税罚款的处罚不能有一丝含糊。此举措为金华县税案挽回损失奠定了基础。
10个月，金华县税案的协查就取得骄人战果。截至1998年3月31日，金华县税案补税入库6.58亿元，罚款入库5.09亿元，补税罚款共计11.9亿元。金华县地方财政从犯罪活动中取得的0.2亿元非法收入已全部没收并纳入中央收入。另外，在协查过程中连带发现其他虚开发票案件补税罚款0.2亿元。以上共计为国家挽回损失12.34亿元。
从查补税款的结果看，金华县“引进税源”，保护地方利益的结果，不但没有给金华县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败坏了名声，引来祸水，泱及全国。而其中受害最严重的，正是他们与犯罪分子反复叮瞩的“严格控制在本省内开”的浙江省。在补税罚款的11.9亿元中，有3.56亿元是浙江省的，其中中央1.87亿元，浙江省1.69亿元。
庄严的审判
1998年11月3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被告人胡银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被告人吴跃冬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吕化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被告人吴瑛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潘浙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吴伟堂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王新根（原金华县县委书记）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此前，1998年8月4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杨尚荣（原金华县财税局稽查大队队长）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8年6月12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叶国梁（原金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997年12月至1998年6月，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分别以犯受贿罪，判处戴志建、胡懿群、邵丹、张岩、张建新等人（原金华县财税局税务干部）有期徒刑；以犯贪污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徇私枉法罪数罪并罚，判处戴利明（原金华县检察院税务检察室副主任）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以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刚（原金华县孝顺财税所所长）有期徒刑10年；以犯玩忽职守罪，判处周建平（原金华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有期徒刑3年6个月，玉金余（原金华县财税局党组书记、财政局长）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虞新法（原金华县财税局党组成员、国税局副局长）有期徒刑3年，吴樟贤（原金华县财税局党组成员、国税局副局长）有期徒刑3年6个月。
结束语
轰动全国的“共和国第一税案”，经过一年多的审理，终于做出了正义的判决，一大批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反思增值税制实行以来的所有重大涉税案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定理：那就是窃国者终究逃不出人民的审判。一切企图以骗取国家税款牟取暴利的不法之徒，其结果只能是接受法律的制裁。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新闻发布会
199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委、省政府、省纪委等有关部门，严肃查处的浙江省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虚开发票）案。这一由中央纪委直接主管和督办的共和国第一税案，终于一锤定音。这起税案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全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最大的案件。从1995年3月至1997年3月，金华县共有218户企业参与虚开专用发票，开出专用发票65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直接涉及虚开专用发票的犯罪分子154人，党政干部、税务干部24人。案件涉及全国3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的3030个县、市的28511户企业。此案涉及企业之多、范围之广、历时之久、数额之大、涉案犯罪分子被判重刑人数之多实属罕见，也是1994年以来全国发生的1442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审理中绝无仅有的。
一张协查发票
1997年1月8日中午，金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支队队长杨荣标办公室里来了三名江苏省姜堰市检察院的检察官。来者拿出了一份从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开给姜堰市棉织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36万元。对方请求协查。
当过19年兵的杨队长接过发票仔细审核，此票是由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于1996年9月2日开给姜堰市棉织厂的，发票号码是00001146，价税合计36万元，其中税额52307.70元。从开票面值看，这是一张36万元的大票，从开票时间看，距今相隔4个月。如果这是一家专做发票生意的“皮包公司”的话，必定还会继续作案。杨队长立即派稽查员唐顺国前往发票开出地婺城区胜利街107号调查。
当唐顺国到了胜利街107号后，发现这里是婺城区人武部的办公地点,并没有“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小唐又按发票上的电话号码，拨打2322847，不想这个号码是一个叫吴跃冬的私人住宅电话。
“看来这个‘安达公司’很可能是一个专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勾当的皮包公司。”小唐回队后向杨队长边汇报边分析着。
“小唐，你立即去查一下安达公司和吴跃冬是什么关系。老向，咱俩马上去市局汇报。
一来案子，杨队长就兴奋。稽查支队成立两年来，杨队长带着这支只有十来人的队伍，已经独立查办了38起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其中，价税合计亿元以上的一类案子3件，百万元以上的大案23件，涉及发票2600余份,价税合计5.36亿元。
每侦破一起税案就像打一场仗,令稽查人员兴奋。与杨队长搭档的向根福副支队长，平日里不爱多说话，可一碰上案子，话也多，劲也大。抓吴跃冬从布阵到用兵,从跟踪到抓捕，向副队长俨然一个指挥官，运筹整个侦破过程。
经侦队的第一起税案
1997年1月9日，对金华市公安局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这一天，金华市公安局正式成立经济侦查支队。
在金华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成立的庆典上，杨、向二位队长一同前去祝贺，“陈局长，经侦支队成立后，您可是又多了一条臂膀，今后处理经济案件就会顺手多了，祝贺您。”“是啊，今后我们两家还得多合作，我们得共同捍卫共和国的税法啊。”金华市公安局局长陈重天快人快语，是个干事干脆利索的爽快人。
“我们今天还正好有个案子要与你们商量，是一起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子，想请你们提前介人帮助我们侦破。”杨队长更是见缝插针。
“行，今天太忙，明天我亲自去你们那里。”
不到明天，1月9日的当天下午，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队长陈庆华和经侦二科项晓军科长就来到了稽查支队。此时，小唐也了解清楚了吴跃冬即安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达公司的税务登记是在金华县。
经侦支队陈队长听过杨队长介绍案情后，当即决定派项晓军和侦察员陈武军配合稽查支队查办此案。一个由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和金华市国税局稽查支队组成的联合行动组，立即开始对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吴跃冬立案侦查。
嫌犯吴跃冬被擒
吴跃冬，男，196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东阳人，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法定代人。1994 年5月3日因犯盗窃罪，被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1995年6月释放。1996年又因涉嫌虚开发票被抓捕，拘禁期间戴铐逃跑。
别看吴跃冬“历史”不太光彩，但在金华县却小有名气，也算得上那种事事可以“摆平”的人物。若是按以往的办案程序，金华市国税局稽查支队在接到外地要求协查本市各县（市）企业的案子后，一般都转给有关县（市）自己查办，但鉴于此案涉及的数额较大，吴跃冬本人“关系网”复杂，所以，金华市国税局决定打破常规，亲自查办。
缉捕吴跃冬，对行动组来说，严格保密至关重要。为避免走漏风声，行动组决定先从外围人手。在不惊动吴跃冬的前提下，通过身份证查到了吴跃冬家的地址“青山路三弄”。
在青山路三弄，后顾国和陈武军在居委会、婚姻登记所 ” 查阅吴跃冬的情况，希望找出其去向行踪，但没有任何收获，最后决定在吴家附近蹲守。
10日下午，唐顺国佯袋喝醉了酒，往吴跃冬的手机上打电话。
“吴跃冬吗？你在哪里？”
“我在江甫的路上，你是谁？”
“咱们不是约好了一起k喝酒吗？你怎么还不过来？”
“你到底是谁？”
吴跃冬以为是有人喝醉酒打错了电话，便把电话挂了。此时，他作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未来竟是死刑，并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行动组通过电子侦察手段得知，吴跃冬就在金华。
12日下午从市公安局传来信息：吴跃冬住在一个“西19栋”的楼里，而具体地区不清楚。行动组查遍了金华市的地址簿，只有江甫开发区有“西19栋”。派人查访“西19栋”住的不是吴跃冬，而是金华市纺织品批发公司的一名职工。因吴跃冬恰好在该公司干过，行动组还是决定派人在此蹲守。
13日下午快下班时，公安方面再次传来消息：金华晚报上有一条消息，北苑小区42栋有一住户非法使用黑珍珠（二哥大）。顺着消息一查北苑小区，小区里有“49栋”。看来问题出在了口音上。
14日下午，行动组来到北苑小区49栋。在物业管理处，直到1门402室户主叫吴瑛，她的丈夫叫吴如冬。照片上吴如冬的模样与吴跃冬十分相近。据物业管理处的一小伙子讲，吴如冬开一辆红色桑塔纳，车号是00634。吴如冬与吴跃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经过进一步调查，侦察人员断定吴如冬即吴跃冬。他们决定以北苑小区为重点监视布控。
当夜23点40分，刚刚与原金华县国税局稽查大队长杨尚荣吃喝完的吴跃冬，悠悠闲闲地开着车往家驶来，车子停在了他常常停放的位置上，就在他下车关门的一刹那，项晓军等上前将他擒获。
吴跃冬被带回金华市国税局稽查支队时，已是午夜时分。支队所有领导都立即赶了过来，支队长杨荣拨通了市公安局长家中的电话，要求批准攫查吴跃冬的两处住宅：青山路三弄和北苑小49栋1门402室。
在青山路三弄，搜查人员搜出与存根联订在一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数本，这些记账联后经查与发票联相差甚远，属大头小尾票。
在北苑小区49栋，当搜查吴跃冬夫妇的卧室时，搜查人员见吴瑛一直挡在靠墙的立柜前，就推开吴瑛，在立柜里搜出一个保险柜。
“请把保险柜打开。”
“我没钥匙。”
“我们是执行公务。”
“我不知道密码。”
搜查人员派人将吴跃冬从稽查支队带来，让他打开保险柜。吴跃冬百般抵赖，并用眼神同吴瑛暗传信息，就是不开保险柜。搜查人员开始一轮新的搜查，像过筛子一样，最终在吴瑛的一本书中找到了保险柜的密码。打开保险柜后，搜出增值税专用发票6本、公司章9枚、发票专用章14枚，税号章和银行账户印章共14枚，税号章和银行账户印章共14枚。
在证据面前，吴跃冬于当夜供认了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少部分犯罪事实后，佯称还知道有谁虚开票，主动提出带公安人员前去抓捕立功赎罪。吴跃冬骗公安人员在金华市转悠了一大圈，几次借下车查看门牌号之机，意欲逃跑。为防意外，经侦科长项晓军将吴跃冬与一名身材高大的干警铐在一起。见再无逃跑机会，吴跃冬又提出打几个电话试试，在假装连打几个无人接听的电话后，趁干警一没留神之机，吴跃冬拨通了一个电话，向对方暗示自己被抓，电话被项晓军及时挂断。
第二天一早，杨尚荣来到了金华市公安局，要求“把吴跃冬交给我办”，被金华市公安局拒绝。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问，吴跃冬才初步交待了虚开发票的犯罪事实。同时他告诉公安人员，像他这样做“发票生意”的在金华县还大有人在，他并不是虚开数额最大的，并相继交待出其“生意伙伴”吕化明、黄进跃等一些虚开发票者。行动组遂展开搜捕，于4月3日和4日将黄进跃、吕化明抓获。初步查出吴冬跃等三犯在金华县共注册企业11户，涉嫌虚开专用发票205本，原则本，价税合计4．75亿元，税款6900万元。
税案初露端倪
金华市公安局、市国税局在查证吴跃冬筹案的过程中，又相继发现金华县还有43户企业有虚开行为，两局领导逐渐意识到金华县在税收政策上存在很大问题。3月20日，金华市公安局、市国税局稽查支队向金华县委、县政府及财税局通报了吴跃冬案件，提出进一步深查吴案，要求金华县财税局清理、整顿县内商业流通企业，加强发票管理，加大打击虚开专用发票犯罪活动的力度，加强干部执法教育等，并要求将清理整顿的结果上报市国税局。
4月17日金华市公安局和市国税局在初步查实吴跃冬、吕化明、黄进跃三人涉嫌虚开发票后，联合向市委市政府做了“关于金华县吴跃冬等三名主犯虚开专用发票特大案件的报告。”市委书记仇保兴立即批示：对发生在金华县的这件骗税大案，一定要一查到底，依法严惩。市长毛光烈要求：市公安局、财税局要认真依法查处，抓到底，请金华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
然而，对于金华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严肃批示，盆华县似乎既没听到也没看见，就在市公安局和市国税局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吴案的当天，金华县财税局也召开了一个全县财税局科、所长骨干紧急会议，会上党组书记、财政局长王金余郑重宣布：“吴跃冬案是个人行为，本县虚开专用发票的企业按县书记会议意见，就地处理，不要让公安、检察介人，他们人手少，业务也不懂，要移交的案子，需经党组会研究通过后，报分管县长同意后，再移交。”
金华县财税局根据这一口径，精选出15户企业，虚开专用发票价税合计6． 55亿元，做出罚款处理后，上报市国税局匆匆结案。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金华县财税局明是处理，实为纵容虚开发票的行为，早已被犯罪分子所熟知，而他们贪婪的嘴一旦张开，就不会闭上。
虚开第一人胡银峰
“胡银峰，男，D62年10月17 H出生，汉族，浙江省永康市人，高中文化，农民，家住永康市古丽镇双岭小苑4幢201室。1997年6月u日因本案被金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1日被依法逮捕。……
1998年11月3日上午，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窿上，站在被告席上的胡银峰，面无表憎地听着审判长宣读刑事判决书，他显得有些麻木，不时地扬起头来望着法窿的天花板。此时，没人能知道他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当审判长宣判：“被告人胡银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时，胡银峰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依然毫无表情。
法警将判决书拿到胡银峰面前划押，早已对划押十分熟练的胡银峰，面对死刑判决书，他有些迟疑，在法警的指点下，他机械地按下了红色手印。与往日的红手印相比，今天这几个红色手印，刺得胡银峰有些睁不开眼睛，他看着自己这双曾经一天虚开上百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开始发呆。
……
1995年5月的一天，穷困无聊的胡银峰在一位亲戚的指点下，来到了永康著名的五金城，在这里他认真地“询研”了两天，发现了一桩可以获取暴利的无本生意——虚开憎值税专用发票。他狡猾的目光随即瞄向了与永康市毗邻的金华县。
金华县地处浙江中部，古时就是主星和葵女两垦争华之地， 1985年金华撤地建市时，金华县从原金华地区中分设出来，成立金华县，但由于划定出的金华县在地域上实际就是金华市的郊区，所以金华县有县无城，是个地地道道的“无城县”，县机关仍设在金华市区。
金华县辖9乡16镇，913个行政村，总面积1742平方公里，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5％，是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工业基础薄弱，税源不足。1993年金华县财政收入仅5000万元，这些钱远不够全县的财政支出，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花钱的速度，1994年，金华县委县政府不知怎样计算的，要求县税务部门在1993年5000万元的基础上，每年比上年增收1200-1500万元，递增比例在12%一20％之间。而金华县全县达到年产值在百万元以上的企业仅有8家，就是这8家，县委县政府还制定出了保护性政策，即对本地企业实行“定税”、“包税”政策。本地企业要保护，尽量少收税，但税收任务每年还要不折不扣地完成，这道难题就这样出给了财税体制不分的金华县财税局。
既然县政府上有政策，县财税局自然下有对策。征本地企业的税难，就对外想办法。胡银峰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直奔金华县开发区的白龙桥财税所来了。
不需要有人介绍，胡银峰对所长戴志建自我介绍：“我是永康五金城的，我们永康人有没有在你这里办公司的？”“没有。”戴志建漫不经心地支应着胡银峰。但胡银峰并不在意，更直白地说道：我想在你们这里办公司，你们这里税怎么收？”正苦于完不成任务的戴所长，听到胡银峰要在自己这里办公司，一下子来了精神，急忙说道：“税收按1.02%收，是比较低的。你若真的想办公司，我可以介绍你先到工商所办营业执照。”
胡银峰在戴所长的引荐下，在白龙桥工商所问清楚了开办公司所需的条件和手续，没两天，6月23日，胡银峰拿着“金华县宏业工贸物资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再次走进了白龙桥财税所。副所长张岩和票管员邵丹当即为他办理了税务登记怔，3天后，胡银峰取得了一般纳税人资格，并立即领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兴奋不已的胡银峰，揣着增值税专用发票急急忙忙地回到了五金城，正式开始了他的虚开专用发票生意。
回到五金城后，胡银峰便开始为前来“买货”的人开发票，来者需要开多大金额的发票，他就按增值税17%的税率算出税额和销售额后填开多大。他不曾卖过一分钱的真实货物，所以他所填开的税额，除了领购发票时预缴了1．02％的税外，再不曾缴过一分钱。如此，他所填开的税额都是虚的，但受票者却可以拿着发票到当地税务机关抵扣这些税款。这些被抵扣的税款就是胡银峰的开票利润。这就是胡银峰以及所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分子的发财之路。
在五金城里，胡银峰以为人豪爽，本事大，发票来源可靠，开票优惠而闻名，很快，他就生意兴隆，门庭若市，他自己也成了永康五金城的一大名人。一天中他最多开过100多张专用发票，开得手腕子都酸了。他开票手续费因开票额大小而定，数额大手续费低，数额小手续费就高点。最低按1．1％-1.2%收取，最高按2％收取，扣除上缴白龙桥财税所1．02％的部分，胡银峰自己实际可得开票税额0．9%-1．8％的好处费。从1995年6月到1996年底，胡银峰虚开专用发票337本，计6136份，虚开价款额5.53余亿元，税额9378．66余万元，价税合计6．47余亿元，虚开专用发票得脏款300万元，成为五金城里仍至金华县虚开发票的“大哥大”。
虚开背后的猎鼠勾当
增值税风靡世界30年，被国际财税界称誉为税收史上的一大绝妙发明。1994年，我国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的新的流转税制。增值税的特点是层层抵扣税款，生产者只需就本生产环节增值的部分缴纳税款，避免了重复计征的弊病，使税制简明、公正。一位资深的税务专家曾这样形容过增值税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形成了一根链条，在这根链条上，上串下连的环节就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它保证着链条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关系着税制改革的成功与否。专用发票自身也像印有国库印迹的库金一样，具有真实的货币价值。正因为这张神奇的发票作用非常，因此，国务院领导曾郑重告诫共和国的税官们：“要像管好货币一样管好增值税专用发票。”
纳税人如何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位基层税务局长曾经掰着手指头给记者数了88个环节。可见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应该是相当严格的。但是为什么胡银峰却虚开专用发票如探囊取物？如果没有家曲内应，内外勾结，虚开专用发票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金华县大规模虚开活动背后，就是沆瀣一气的猫鼠勾当。
在公安机关将胡银峰抓到后的6月19日问讯笔录里，胡银峰对如何在白龙桥财税所申领增值税专用发票有这样一段表述：
公司营业执照办出来后，（我）到白龙桥开发区财税所办了税务登记证。然后，我填写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表格，经财税所副所长张岩签字，向票管员邵丹领发票，一般每次领4-5本，有万元版和十万元版的。我领到发票后，就拿到永康去虚开、代开。票开完后，我拿回财税所与邵丹结账。刚开始按每本发票结账，后来就一笔一笔地交款了，也就是5万元、10万元这样交款的。我虚开、代开发票，财税所里的同志都是心照不宣的。
除了彼此“心照不宣”外，胡银峰对财税所一路为他开绿灯的税务干部更是异常大方。
原白龙桥财税所所长戴志建，1995年8月、1997年2月，先后两次收受胡银峰贿赂价值人民币17161．2元。1995年8月，胡银峰为感谢戴志建对他的照顾和帮助，在金华双龙电站招待所送给戴2000元和一枚价值5161．2元的金块；1997年2月，戴志建在金华宾馆再次收受胡银峰贿赂1万元。
原白龙桥财税所副所长张岩，1995年12月、1996年1月、1996年2月，先后三次以借款名义收受胡银峰贿赂5万元，一部分用于公用开支，另一部分则用来自家装修房子。
原白龙桥财税所票管员邵丹，在胡银峰虚开发票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收受胡银峰的钱财共计9800元。其中，1995年下半年，邵丹为胡银峰办理了退回发票押金后，胡当即给她现金500元；1995年11月，胡银峰领发票时，又送她2000元；1995年12月，胡银峰听说邵丹结婚后，立即跑到金华市天宁商场买了一台价值人民币2300元的海尔冰箱，亲自送到邵丹家中；1996年初，县财税局卖房子，邵丹手头资金不够，胡银峰前来领购发票时，她便向胡提出借钱买房，正愁不知如何“感谢”邵丹的胡银峰，当即就借给了她2万元，同时又白送上5000元。
1995年10月，从虚开专用发票中尝到甜头的胡银峰胃口越来越大，一家公司赚钱太少，在县稽查大队长杨尚荣的怂恿下，他一口气连开了7家公司，全部从事虚开专用发票生意。令胡银峰自己都感到滑稽的是，他在罗埠所还没领到税务登记证，这个所的副所长和票管员就坐着出租车，亲自将发票送到他的手中。为了表示感谢，1996年2月，胡银峰先在金华市金大商厦花了4680元，为罗埠所副所长胡懿群的妻子购买了一件“兽王牌”皮衣，后又在金华企业大厦停车场他自己的汽车内，送给胡懿群2万元。
与胡银峰关系最深的，当属原金华县财税局稽查大队长杨尚荣和原税检室主任戴利明。杨尚荣先后5次收受胡银峰贿赂4.5万元和价值9700元的皮衣3件，戴利明曾以借款名义向胡银峰借款2万元，至胡被抓时仍未还。此外，胡银峰只要在金华请朋友吃饭，便一定是在戴利明妻子的“怡逸宾馆”。
1995年9月；当胡银峰虚开专用发票到2000万元时，被县稽查大队和税检室发觉，并立案侦察。税检室副主任戴利明亲自查办，查业查去，最终以罚款3万元草草结案。案子结了，胡银峰也与杨尚荣和戴利明成了好朋友。胡银峰在看守所中的一份交待材料详述了他与杨、戴之间的“好关系”。
1995年8一9月，金华市婺城区公安分局查处了我亲戚胡跃进虚开发票一案。我通过杨尚荣去疏通关系，后来胡跃进退脏款31万多元，关押了一个多月后就释放出来了。我从此与扬尚荣之间的关系更深更密切了。那时候，白龙桥财税所所长戴志建对我说：“你已开了一两千万元了，不要做这种事了。要出问题的。”我也想虚开发票也没啥花头，赚了一点钱又被罚去。可是，有一次我与杨尚荣喝酒后，杨尚荣对我说：“我是县财税局稽查大队大队长，税检室副主任。虚开发票的事你不能去市里干的。到我们县里乡下去开好了，我保证你没事的。”我在杨尚荣的宣传下，就又想虚开发票了。因此，我就又办了6家公司。我开的7家公司中，只有一家杨尚荣不太清楚情况，其余6家虚开发票的详细情况，杨尚荣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1995年9月，宏业工贸物资有限公司停掉后，杨尚荣又介绍我到孝顺、付村去办公司开发票。我去了后发觉（那里）有好多人在于，我就不去了。我对杨尚荣讲：“孝顺、付村二个地方办公司的人太多了。”杨尚荣就又对我说：“这二个地方你不愿意去就算了，你以后到其他地方开也行，公司办在哪儿，你跟我讲一声就行了。”杨尚荣多次对我说：“你在金华县虚开发票，就像进了保险箱一样，我是稽查大队长，又是税检室副主任，你根本不会出事的。”这些话讲多了．我开票的胆子就大了，数额也更大了。为了感激他，我每次去他家时，都送礼或送钱给他，春节期间陪他一家人去杭州玩、购物。假如公安局经侦大队不成立的话，我肯定不会出事的。
另外，其他地方来调查我公司虚开发要的调查函，几乎每天都有寄到县财税局稽查大队的，杨尚荣会把这些材料给我看，同时告诉我说：“某地方又来函调查你了，我给挡了。”
1997年3月，吴跃冬被公安机关抓捕后，杨尚荣很快把情况通知给了胡银峰，让胡银峰出外躲避，并随时与他保持联系。这只本是抓鼠的猫，此时已彻底蜕变成了打洞的老鼠。
在金华县上百名虚开专用发票的不法分子中，胡银峰只是冰山一角。正是因为有杨尚荣这样把法律当成手中的玩偶，恣意践踏，甚至甘愿为明火执杖的犯罪分子撑腰，胡银峰之流才会疯狂地虚开专用发票，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税款。
一封举报信
1997年3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接到国务院领导批转的一封举报信，信中举报金华县财税局发票管理混乱，11个基层税务所存在着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1996年就为全国各地代开、虚开专用发票价税合计20多亿元。部分税务干部腐化堕落，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税收是为共和国输送血液的大动脉。当这封举报信送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们的会议桌上时，他们感受到有如自己的血脉被刺穿一样沉痛和激愤。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当即作出部署：由副局长卢仁法负责查办。
亲手处理过震惊全国的“鼎湖案件”的卢仁法，立刻责成浙江省国税局查处此案，同时向总局稽查局批示：“基层税务机关为企业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几年来，我们接到很多人民来信揭发，但转到下面查处，其结果基本上都结论为‘查无此事’，请你们派专人到浙江亲自去解剖一下典型。”
5月26日，由总局稽查局、监察局和流转税司调集精兵强将组成的专案组，在做好精心准备后，从北京赴金华县。
此前，浙江省国税局已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先期转发的举报信，对金华县罗埠财税所进行了检查，查出该所管辖的19户企业涉谦虚开专用发票8．47亿元。
专实组而下全华
1997年5月26日，当专案组进入金华县时，却不知这里早已设下了重重壁垒。
专案组看到的是余华县财税局再次精心挑选的上报材料。专案组从中挑选出3个虚开户数比较多的‘重灾区’财税所及4个增值税专用发票用量较大的企业作为首先检查的对象。
对专案组的检查，金华县时臼局百汲阻挠，强调困难，设置障碍：但他们的脸上，又带着掩饰不住的惊慌。在检查中，专案组发现，各财税所两年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售记录笔迹相同，墨迹犹新，令专案组顿生疑窦。在汤溪所偶然翻出的一份协议书，更让专案组感到余华县虚开专用发票的事实，远比暴露出来的严重。这份协议书是汤溪财税所专管员邵林忠在给金西经贸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洪卫先（已捕）发放增值税专用发票时签订的，协议要求：“①不准在本县范围内开：②发票押金在换第二本发票时交足；③严格控制在本省范围内的销售额。”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经营活动中，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必须向购货方开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汤溪所签定协议的企业，都是在本地进行的税务登记，但汤溪所却不让他们在本县范围内开据增值税专用发票，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随着检查的深入，专案组渐渐意识到，全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不是个别人的虚开行为，而是执法机关与犯罪分子相勾结的、大规模的犯罪。专案组下定决心，一定要查清查透金华县虚开专用发票的真相。
然而，令专案组波有想到的是，当专案组为侦破金华县税案夜以继日地工作时、另一边的金华县财说局，表面上积极配合，背后却紧锣密鼓地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他们抱定将虚开数字控制在26亿元之内的对抗决心，对虚开真相“严防死守”。局党组书记王金余更是在紧急召开的中层干部会上声嘶力竭地宣布：“这件事是高度机密的，绝对不能泄密，谁泄密谁负责。”
于是，专案组每每决定第二天要查哪个所时，王金余便立即指派心腹赶往该所，组织精干人马连夜加班，将所有虚开公司的专用发禀总账、明细账进行换页、抽页，所以专案组看到的多是墨迹未干的假账。
按照统一部署，金华县财税局从11个财税所上报的虚开企业名单中，又精心挑选出92户企业，涉及购领增值税专用发票1460本，涉嫌虚开价税合计23.7亿元,上报给了专案组，并有意识将地理位置较偏远的塔石所列为“无污染”区，以表明虚开专用发票活动在金华县并非遍地开花。
金年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活动不但已经猖獗到今人发指的地步，金华县财税局的主要领导此时也已深陷泥淖。
这次调查，金华县虚开专用发票的真相虽未彻底揭开，犯罪嫌疑人也没有全部网罗，但是，92户企业涉嫌虚开专用发票，虚开价税合计23.7亿元这一触目惊心数字，已令专案组意识到，金华县虚开专用发票税案，是继“鼎湖案件”后又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虚开专用发票案。
6月10日，专案组就调查结果向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做了汇报，局党组判断金华县虚开专用发票的问题并未彻底揭露。13日，局党组向国务院报告了税案的初步检查结果。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容基看过检查报告后，严厉地责问道：“这么大数量，为何能早发现？”
6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成员对此案进一步研究后达成一直意见：对在金华县这个弹丸之地发生的如此猖獗的虚开犯罪活动，决不姑息！一定要查深查透，追究案发原因。局党组决定由副局长卢仁法亲自率队，再赴浙江直接指挥查处工作。
与此同时，浙江省也迅速行动，省委、省政府听取了浙江省国税局的案情汇报后，省长柴松岳批示：“金华县发生的虚开专用发票事件是严重的违法犯罪事件。请省税务局组织力量查清并依法处置，请省纪委、监察、公安、检察等部门紧密配合。”
6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卢仁法亲自带领总局稽查局正、副局长及专案组全体成员，再赴浙江。
面对金华县税案案情复杂、头绪众多，卢仁法副局长在金华宾馆召集浙江省国税局、金华市委、市政府、纪委、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财政局、国税局的领导，听取前一阶段查处金华县税案进度后，当即作出决定，由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国税局与金华市各方领导组成“金华市查处虚开专用发票案件领导小组”。与此同时，金华县也成立了相应的查案领导小组。
会后，金华市立即成立了以金华市纪委和市公安局牵头的内、外两个工作组展开调查。国家税务总局专案组和浙江省国税局有关人员按工作性质分别参与两个工作组，督促检查。
外线组的金华市公安局一方面配合县公安局加大抓捕嫌犯力度，另一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和浙江省国税局的稽查人员，细致查阅在押嫌犯的案卷记录，并再次提审吴跃冬、吕化明、黄进跃、洪卫先等嫌犯，为内线组进一步追查发案原因提供线索。
内线组的金华市纪委开始对金华县财税局内部进行全面审查，主持召开县财税局党组会议和全体干部大会，要求知情者举报、涉案人员投案自首。
从6月16日到6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专案组与内线组先后与金华县财税局5位领导及各财税所20多名税务干部谈话。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下，一些曾经为犯罪分子提供方便并收受贿赂的税务干部，主动前往市纪委办案点坦白交代。
与此同时，外线组在查阅案卷记录和提审嫌犯的过程中，也发现金华县财税局的一些干部与在押嫌犯有着狼狈为好的关系。
——犯罪嫌疑人吴伟堂1995年12月在金华县曹宅财税所虚办“金华县伟业工贸物资有限公司”后，只做了35万元的布匹生意，便开始虚开专用发票，曹宅财税所发现后，勒令其不许再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然而，当吴伟堂给当时担任所长的陈刚送去2条玉溪烟、1瓶洋酒、一只穿山甲、一箱美国提子和李子后，又顺顺当当地领了7本增值税专用发票，直到他实在送不起后，才被迫停止了虚开犯罪活动。
——1995年底，犯罪嫌疑人吕化明虚开专用发票行为被县税检室查到，税检室做出罚款10万元决定，但无决定书下达。吕化明只交了5万元，而且是分两次，一次直接交给了税检室副主任戴利明，戴只开了张白条作收据，另2万元交给了“戴公馆”——恰逸宾馆的服务员，戴利明委托服务员又给吕化明开了张白条收据。
——犯罪分子吴跃冬1995年11月在与金华县国税局长虞新法一起喝茶时，听说金华县乡下税收任务难以完成，税收政策宽松，便在金华县开办了安达物资实业有限公司，先在雅畈财税所，后因雅畈所清理虚开公司，便转到直属财税所，公司开办后，吴跃冬只做了几笔实实在在的生意，就开始大规模虚开专用发票，按虚开税额的1．1%--1．4％收取好处费。
在虚开过程中，吴跃冬时常得到稽查队长杨尚荣的提醒：“开发票要做得稳当一点，不能给外贸出口退税企业开，不要给市里企业开，也要尽量少给本省企业开，多给外地企业开……”
这一桩桩，一件件为了蝇头小利而不惜以共和国税法作交易的腐败例证，令专案组感到震惊和愤怒！显然，在金华县税案的背后，还有着一场激烈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
然而，就在专案组和工作组已掌握金华县税案大量幕后交易的时候，金华县财税局仍负隅顽抗，他们在原来92户的基础上，再次精心筛选出11户，涉嫌虚开价税合计6．1亿元的企业上报专案组。他们仍旧竭力掩盖真相，订立攻守同盟：“对县领导打招呼的企业、县财税局亲属所办的企业不报”，企图蒙混过关。
正当金华县税案的侦破陷入胶着状态时，6月19日夜，外线组取得重大突破。
胡银峰京城落网
1997年5月23日，金华县公安局从县财税局第一批移送的19家涉嫌虚开的企业单位中，发现顺发工贸公司虚开数额最大——2.6亿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景被列入了侦察视线。
在调查胡景的过程中，胡景的姐夫“胡银凤”这个名字引起了干警们的注意。他们记得在审讯吴跃冬时，吴跃冬曾交待过一个外号“胡大胖子”、名叫“胡银凤”的人也虚开专用发票，而且虚开数额相当大。
干警们立即返回金华县。在白龙桥工商所，干警从企业注册登记中没有查到“胡银凤”这个名字，但是查到了一个胡银峰的人，是金华县宏业工贸物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干警从财税局内部了解到胡银峰即“胡银凤”，外号“胡大胖子”，虚开专用发票数额巨大。
金华市、县及永康市公安局经侦队立即组成联合行动组，开始了对胡银锋的缉捕行动。6月8日行动组得知胡银峰交好的一位朋友将乘当日飞机去北京，可能会与逃至北京的胡银峰会面。行动组4名成员立即赶往杭州机场，跟踪胡银峰的这位朋友，并与其同机抵达北京。
抵京后，跟踪对象乘坐一辆军队牌号的车离开机场，而行动组由于对首都机场的地理环境不熟悉，失去了跟踪目标。
无奈，行动组只好住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那一晚，行动组每一个成员都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金华县经侦大队长范锦响至今回忆起那一晚时。还是惋惜不尽：“那天晚饭时，我们几个人心里沉重极了，什么也吃不下。‘怎么没有跟上对象？’这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们，挥之不去。”然而，更令行动组哭笑不得的是，就在他们为能否抓得到胡银峰而焦急不安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那一晚竟跟胡银峰住在同一个宾馆，而且胡银峰就住在他们的楼上。范大队长后来带有调侃意味地对记者说：“那天我们光顾着在房间里反思了，谁也没有心思到外面走走，要是我们在楼道里多转悠转悠，没准就撞见胡银峰了，也用不着后来为找他费那么大功夫了。
可惜，范队长们并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注定要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寻找胡银峰。
第二天一早，行动组便向公安部汇报了案情，请求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给予援助。公安部立即指示：布控机场、车站和宾馆，追查跟踪对象。同时北京市公安局也积极配合金华公安干警，利用各种侦察手段终于查到跟踪对象住在北京园山大酒店，行动组立即派员住进酒店，进行24小时监控。
然而直到10日下午，跟踪对象并没有与胡银峰接触，而他本人将于11日离开北京。如果胡银峰再不露面，此次行动将功败垂成。行动组被迫决定与跟踪对象正面接触，讲明利害关系，请他与胡银峰直接取得联络，引蛇出洞。
跟踪对象当即拨通了胡银峰的手机，约他来园山大酒店会面。
5点57分，行动组在园山大酒店刚刚布控完毕，就见胡银峰走出出租车。当他进入第一道门时，早已等在那里的范大队长等人立即上前将其擒获。
无论是行动组还是专案组，谁也没有想到，胡银峰的抓获竟使金华县税案意外地得到关键性的突破。
63亿真相大自
“杨尚荣，男，195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义乌市人，原金华县国税局、地税局稽查大队大队长。
6月19日晚8时左右，刚刚审讯完胡银峰的办案人员带着审讯笔录回到了金华，还没来得及向领导汇报，杨尚荣正巧来到县公安局移送虚开企业的名单。在当时除了直接办案人员，谁也不知道杨尚荣与胡银峰气味相投，猫鼠同眠。当杨尚荣看到桌子上露出了一角的胡银峰案卷时，立刻显得有些慌张，下意识地说了句：“我们没有移交，你们怎么抓人了？”
杨尚荣走后，办案人员向王建政局长汇报了胡银峰的交待情况。杨尚荣与胡银峰虚开专用发票有重大关联！王局长立即来到国家税务总局专案组驻地汇报这一新情况。凌晨1点，专案组做出决定：隔离审查杨尚荣。
凌晨1点47分，专案人员开始行动，将县财政局三位局长叫到专案组驻地，要求他们打电话通知杨尚荣，让他速到局里。杨尚荣从三人不大一致的口吻中察觉事有蹊跷，但仍满口答应乌上就来。直到20日凌晨4点，杨尚荣还没有露面。金华县检察院出动了10余名检察员前往杨尚荣家进行搜捕。这时已察觉出不妙的杨尚荣，正巧回家，见家中人影晃动，知道自己出事了，他带着老婆仓皇逃离金华。
22日，县公安局领命追捕杨尚荣。不到24小时，干警通过各种线索，在江西戈阳县距火车站1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子里，将其夫妇二人抓获。
杨尚荣被擒后，提出只见国家税务总局领导的要求，专案组立即派人提审。一见面，他便从怀里掏出一封“控告信”，毫无保留地将金华县虚开专用发票的罪行，以及金华县财税局对待检查欺上瞒下的一系列做法，斗落了个底掉，也声泪俱下地忏梅自己这个被党养大的革命后代干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据杨尚荣交侍：金华县自1994年下半年到1997年一季度止，共有180余家商业流通企业及经营部、工厂虚开专用发票累计达55—60亿元，给国家造成税款流失达9.5-10亿元。全县11个财税所，平均每个所都达到虚开4.5-5亿元左右。
杨尚荣的交待，解开了一直困扰在专案组心中的迷团。难怪金华县税案久攻不破，原来，问题就出在金华县政府和县财税局内部！
专案组当夜调整侦破方案，决定不再事先通知金华县任何人，不给他们密谋策划的时间，于次日清晨，再次对县财税局的局长及科、所长隔离谈话。经过一上午的激烈交锋，金华县财税局这个包庇虚开犯罪活动、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堡垒，终于瓦解了。当日傍晚，县国税局副局长吴樟贤就将金华县涉嫌虚开专用发票的犯罪企业名单全部交给了专案组。
这是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1995年至1997年的两年间，金华县有218户企业涉嫌虚开专用发票65530份，遍及全国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开票价税合计63.1亿元，其中销售额53.94亿元，税款9.14亿元。全案中有154人涉嫌参与虚开犯罪活动，其中虚开价税合计亿元以上者13人，5000万元以上者22人，1000万元到5000万元者69人，1000万以下者49人.
协查收复失地
金华县开出的6万余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遍及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浩如烟海，追回损失谈何容易！庆幸的是，承担“链条”作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让税务机关有据可查。这就是增值税专用票一箭双雕的作用：既可以通过受票企业用于抵扣税款的发票抵扣联，检查开票企业有无虚开行为，又可以通过虚开发票企业的发票的存根联，追找受票企业，将已被抵扣掉的税款追回。
但是，以往查处虚开专用发票案，税务机关往往重视对虚开发票企业的处理，对接受发票企业的处理，只强调补税。由于对受票企业没有严厉的处罚，使许多企业心安理得地利用自己接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偷税。虚开发票的犯罪活动之所以屡禁不止，一再反弹，就是许多开票者和受票者相互勾结，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买票市场。不彻底打击买票市场，虚开犯罪活动就难以根除。对金华县案件，国家税务总局决定既要严惩虚开者，也要严厉处罚违规受票企业，绝不姑息虚开犯罪活动。
1997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同时发出金华县税案全国协查令。17日各省、市、自治区国税局稽查局长，及部分省市公安局领导汇集杭州西子湖畔，待命协查。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卢仁法、纪检组长贺邦靖再次亲临指挥前线，要求各地协同作战，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根据金华县虚开企业名单列出的分地区明细表，找到受票企业。严令“凡已抵扣的税款必须全部追回，并对受票企业处以1倍以上的罚款”。
从8月至12月，各地国税局稽查局在总局稽查局的统一部署下，直捣买票市场。
金华县税案既是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成立以来接手的第一起偷税大案，也是全国税务稽查部门第一次协同作战。但一些地方考虑到受票企业的实际情况，对1倍罚款颇有异议。对此总局稽查局连下五道令箭，补税罚款的处罚不能有一丝含糊。此举措为金华县税案挽回损失奠定了基础。
10个月，金华县税案的协查就取得骄人战果。截至1998年3月31日，金华县税案补税入库6.58亿元，罚款入库5.09亿元，补税罚款共计11.9亿元。金华县地方财政从犯罪活动中取得的0.2亿元非法收入已全部没收并纳入中央收入。另外，在协查过程中连带发现其他虚开发票案件补税罚款0.2亿元。以上共计为国家挽回损失12.34亿元。
从查补税款的结果看，金华县“引进税源”，保护地方利益的结果，不但没有给金华县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败坏了名声，引来祸水，泱及全国。而其中受害最严重的，正是他们与犯罪分子反复叮瞩的“严格控制在本省内开”的浙江省。在补税罚款的11.9亿元中，有3.56亿元是浙江省的，其中中央1.87亿元，浙江省1.69亿元。
庄严的审判
1998年11月3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被告人胡银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被告人吴跃冬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吕化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被告人吴瑛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潘浙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吴伟堂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王新根（原金华县县委书记）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此前，1998年8月4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杨尚荣（原金华县财税局稽查大队队长）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8年6月12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叶国梁（原金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997年12月至1998年6月，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分别以犯受贿罪，判处戴志建、胡懿群、邵丹、张岩、张建新等人（原金华县财税局税务干部）有期徒刑；以犯贪污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徇私枉法罪数罪并罚，判处戴利明（原金华县检察院税务检察室副主任）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以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刚（原金华县孝顺财税所所长）有期徒刑10年；以犯玩忽职守罪，判处周建平（原金华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有期徒刑3年6个月，玉金余（原金华县财税局党组书记、财政局长）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虞新法（原金华县财税局党组成员、国税局副局长）有期徒刑3年，吴樟贤（原金华县财税局党组成员、国税局副局长）有期徒刑3年6个月。
结束语
轰动全国的“共和国第一税案”，经过一年多的审理，终于做出了正义的判决，一大批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反思增值税制实行以来的所有重大涉税案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定理：那就是窃国者终究逃不出人民的审判。一切企图以骗取国家税款牟取暴利的不法之徒，其结果只能是接受法律的制裁。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