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某系个体工商业户，主要经营饲料。2000年6月以来，杨某以赊销方式销售饲料给本村农户张某等5人，金额4000余元。2001年4月21日，杨某向张某等5人催要饲料款，张某等人说猪还没有卖，暂时无钱。杨某称可以帮他们把猪运到邻县去卖好价钱，张某等人同意，并约定以卖猪款抵饲料款，多退少补，价格以肉联厂收购价为准，运费6人分摊。达成协议后，张某等人将各自喂养的猪，连同杨某自养的2头猪，共14头生猪过秤后装车，这时被该县“生猪办”执法人员发现，经查杨某无完税凭证，当即要求杨某补缴税费，并通知工商、畜牧、地税、公安等部门到场，杨某等人以卖自养生猪不应缴税为由拒绝缴纳。几个部门将14头生猪扣押，并以妨碍公务为由，将杨某留置盘查48小时。

　　4月23日，县“生猪办”将14头生猪变卖，得现金5000余元。5月21日，该县国税局管理分局接到县“生猪办”通知，前去查处，管理分局比照地税部门确认的违法事实，按照新《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对杨某作出如下处罚：1?贩运生猪14头补缴增值税112元，加收滞纳金6?92元；2?对偷税处以4倍罚款即448元；3?对未按规定期限进行纳税申报的行为处以罚款900元。复议决定杨某不服，于5月27日向县国税局申请复议，要求撤销处罚决定，退还全部款项并赔偿损失。县国税局受理审查后，认为原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予以撤销，并责令管理分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对于赔偿部分，县国税局认为，查处及变卖生猪都不是国税局管理分局所为，国税局管理分局没有过错，不应赔偿该部分损失。但国税局管理分局收取的全部款项应予返还，并计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评析首先，对于杨某是否负有纳税义务，人们意见分歧较大，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按生猪税收政策规定，生猪增值税在贩运和鲜销环节征收，杨某要运猪去卖，没有完税凭证，应当补缴税款。第二种观点认为，按生猪税收政策规定，生猪增值税只在贩运和鲜销环节征收，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杨某是无偿帮农户卖猪，而不是贩运，更不是鲜销，因而杨某没有纳税义务。第三种观点认为，张某等人欠杨某饲料款，并同意杨某代为卖猪后抵扣饲料款，又有生猪交付行为，构成了以物抵债行为，自生猪过秤交付杨某时起，所有权发生转移。杨某若要卖猪，就不再是销售自养生猪，应当纳税，但要以实际发生销售行为为条件。本案中，杨某的生猪尚未卖出，不应纳税。第四种观点认为，张某等人委托杨某代为销售生猪，且已达成口头代销协议，属于代销行为，应当视同销售，但仍要以实际发生销售为前提。杨某的生猪尚未卖出，不应纳税。

　　笔者认为，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要以货物销售为前提条件，没有货物销售行为就不应纳税。本案中，无论以代销行为定性，还是以以物抵债来定性，4月21日，杨某的生猪尚未卖出，这时候不应负纳税义务。其次，县国税局的复议及赔偿决定是否正确？从本案事实看，国税局管理分局的处罚决定的主要错误在于：

　　第一，没有经过调查取证，而轻信地税等部门查处的事实和结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杨某贩运生猪的情况下，草率地作出了处理和处罚决定，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

　　第二，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杨某的行为违法，也是发生在5月1日前（4月21日），且无连续性，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和精神，应当按照原《税收征管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和处罚，而不应适用新《税收征管法》。

　　第三，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罚款以上的行政处罚。本案中，即使杨某的行为违法，也只是一个不申报纳税的行为，而国税局管理分局却给予了两次罚款的处罚（一次是对偷税罚款，一次是对不申报罚款），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

　　第四，定性错误。按《税收征管法》及《刑法》规定，对于未申报纳税的，只有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纳税人拒不申报的，才能定性为偷税。本案中，国税局管理分局未经通知杨某申报，就直接认定其偷税，缺乏法律依据。

　　第五，处罚畸重。杨某系偶然一次帮农户卖猪，没有违法的严重情节，却受到偷税数额4倍的罚款和因不申报纳税罚款900元的处罚，明显过重，处罚显失公正。关于赔偿问题，县国税局决定责令管理分局退还全部税款、滞纳金及罚款，计付资金利息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县国税局的复议决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