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召开的G20戛纳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呼吁全球领导人不要再敦促新兴市场升值货币，因为那样不会带来平衡的增长，只会令全球经济陷入“平衡的衰退”，使可持续增长成为不可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则更明确表示，人民币已升值到了合理水平。

　　毫无疑问，一个健康的全球贸易秩序令全球各个利益相关体都受益，而竞争性货币贬值可能伤害国际贸易秩序。中国积累了全球最大贸易顺差，自然地，部分欧美政府与非政府机构怀疑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对全球经济失衡负有重大责任。虽然本次G20峰会的焦点落在欧债危机上，人民币问题没有被点名，但欧美对此的抱怨从未停止。可是，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说到底也不符合欧美的利益。

　　2010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达到2730亿美元，占其全部贸易逆差的一大半。美国国内传统上一直有强大的抗议声浪，认为贸易逆差意味着就业机会流失到国外。这背后的直觉很单纯：如果中国向美国出口自行车，美国的自行车工业就减少了工作岗位。根据美国民间机构U.S. Business & Industry Council的最新调查，从1997年到2005年，美国114个工业行业中，有111个市场份额被外国竞争者占领。这不仅包括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也包括一度被认为是美国优势所在的高科技行业。在此背景下，对人民币低估的置疑可以理解。

　　然而，施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不正确，也不利于美国经济再平衡过程的有序展开。

　　美国贸易失衡局面的出现与维持，需要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为前提。事实上，美元高估并非新话题。40年来，美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至今，年均的贬值速度仅为0.6%.各国经济学家们再三确认美元币值过高。然而，美元币值始终维持着高估状态，令美国贸易逆差逐渐扩大，而扩大的贸易逆差之所以没有快速压低美元币值，在于全球范围内的美元投资循环。透过贸易逆差，大量美元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球各贸易顺差国，并转化为当地的流动性。也正是因为全球流动性的充沛，结合全球范围内利率水平的稳定与逐步走低，为全球经济兴旺创造了良好环境。为维持本币低估，各贸易顺差国依次将顺差美元重新投资回美国，实现美元回流，美国资本市场也顺理成章成为全球资本配置中心、全球风险定价中心。

　　利率低企、风险溢水稳定以及美元维持高估，使得美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持续放大杠杆。而整体经济杠杆率的放大，恰恰构成了美国经济失衡的本质，贸易逆差的扩张仅是其外在显现。换句话说，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是其经济运行的内生现象；人民币从1993年以来的相对低估，只是将美国贸易逆差的份额分配了较大比例给中国，却并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决定因素。

　　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较长的去杠杆化过程，贸易逆差也随之大幅收窄，从2007年最高点占GDP约7%降至今年占GDP约3.5%.这一去杠杆化、再平衡进程，眼下正在顺利展开，根本无须人民币大幅升值来提供额外的动力与扰动。实际上，美国经济所需要的，正是目前这种适中的再平衡速度，而不是在短期内令贸易逆差收窄到极低的水平。如果再平衡速度过快，全球资本可能快速回流，全球资本市场可能陷入动荡，全球经济增速也可能快速下滑。

　　笔者的量化研究表明，美国贸易逆差与就业量增长之间并非呈现直线关系。事实上，在全球经济繁荣、出口量快速增长期间，美国就业是快速增长的，而同期往往也是美国贸易逆差扩张之时。简单地说贸易逆差等同于就业岗位流失，并不正确。

　　就目前的迹象而论，在未来的几个季度内，全球经济更大的风险在于增长动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过度升值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而一旦中国经济硬着陆，全球经济增速势必快速下滑，并且有可能出现人民币汇率快速贬值的可能性。看看近期海外的无本金交易NDF合约价格情况就可以明白，未来12个月内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升值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人民币币值真的出现剧烈动荡，对全球经济殊非佳音。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笔者以为，现在不仅可以考虑大幅降低人民币升值速度，甚至可以考虑彻底停止这一进程，而辅之以大幅削减出口退税。因为，一方面使用出口退税定向增强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允许人民币快速升值损害出口竞争力，政策效果互相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出口退税是以政府意志代替市场判断中国的相对竞争力分布，并间接补贴了外国消费者。这既无益于效率提升、调整经济结构，也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财政缺口巨大，宝贵的资金有更紧迫的需要，不该去补贴外国进口商。